上海诺科学校李健校长专访:校长要时刻保持一颗开放的心_教育

原标题:上海诺科学校李健校长专访:校长要时刻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导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创新性人才是我国教育的重要使命。如何培养适应时代发展和变革的创新性人才?是我国当今国际化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进一步了解国际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深度挖掘国际学校办学特色,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学分会京领创新人才课题组联合多位哈佛、剑桥、牛津、北大、清华的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教育大数据实验室提供学术支持的“国际学校百校调研”于7月正式启动。

校长领导力是此次调研的重点环节,校长领导力是学校办学成功的关键所在,作为国际学校的掌舵人,国际学校校长不仅需要具备超越普通教师能力的素质,还需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力、品牌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优质教育教学人才的鉴别与吸引能力。本次百校调研团队专门对上海诺科学校李健校长进行了专访。

North Cross School位于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是一所拥有近80年悠久办学历史的K-12私立学校,长期为美国顶尖大学输送优秀毕业生。上海诺科学校是North Cross School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校区,学校以“传承中华美德,尊重多元文化,拓宽国际视野,培养有自主能力、责任担当、创新意识的全球公民”为使命,希望能够在这里为向往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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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李健

上海诺科学校中方校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学士,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硕士。中国华东第一批国际教育探索者之一。在多年的国际教学管理工作中,培养了大批优秀国际教育工作者(现大都任职于上海、杭州等各大知名国际学校)。其每年都亲自培养并指导学生成功申请上了布朗、康奈尔、伯克利、牛津、剑桥、多伦多等世界各地名校。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曾说,一所学校,因为有一位好校长而迅速崛起。校长之于学校,犹如灵魂之于躯体。博学多识、踏实稳重、亲和力十足,是老师们眼中的李校;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擅长用物理学定律去诠释其在教育方面的独到见解,“懂教育,会方法”是家长们对他的共同评价。“我是国际教育的受益者,未来我想让更多的学生接受国际教育,连通世界,站上世界舞台。诺科是一所有温度的学校,而我要做一名有温度的教育人”,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一直以来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京领: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学校的建校的历程。

李健校长:我们学校办学的历史比较久,有10多年的时间。但真正和海外品牌进行合作,让学生读完之后拿到海外高中的文凭,目前有五六年的时间。

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中有很多国际化的学校,早先的国际学校一般只是外籍子女就读的,后来很多的中国的家庭不是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而是在国内就读国际化课程。于是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读书的时候,国外学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不会太多的考虑到中国孩子的语言背景、学习习惯、知识的学习过程等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考虑到我们的教育对象,我们的学校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如果只是一个“拿来主义”的话,家长不如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去。

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在上海创办了这所学校。但是同时,我们不希望中国孩子在读中国设立的国际化学校的时候,感觉像进了一所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沉淀,没有相应教育理念的新学校,好像引进一两个课程,招几个外教,设一个课表,这个学校就办起来了似的。我们不希望中国孩子变成“小白鼠”。

基于这样的背景,诺科学校自办学以来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一是,诺科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会取得一个被国家认可的美国高中的文凭。

二是,像诺科这样具有长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沉淀的学校,学生在诺科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很成熟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体验到。

三是,诺科把西方的一些好的元素,和我们在本土办学的优势结合起来了,所以中国孩子的学习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另外,我们在设计课程路径的时候,又能够精准的对应到以国际生的身份申请国外大学的重要方面,学生们的竞争力就会被打造得比较好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的建校大背景。

京领:请具体介绍一下学校的使命和愿景,以及学校在诺科学校的背景下所做的本土化调整。

李健校长:我们希望学生在诺科学习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后把这些习惯变成他们的优秀的品质。基于教育要有前瞻性这一理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从诺科毕业之后,能够秉承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并且拥有勇气去开拓新的世界,探索未来。

在未来充满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下,知识的积累是学生最基本的素养,更重要的是在积累知识的过程当中,学生到底锻炼哪些能力?他们是否充满好奇心?是否很勇敢地去探索未知?去突破知识的边界?进而达到一种挑战、创新、卓越(有所成就)与幸福的平衡。让孩子既有科学素养,同时又有艺术鉴赏能力,能够敏锐地感受生命、感受生活,又能够把握自己的幸福。因此我们的愿景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持好奇心、终身学习,在学习探索过程中能够做到创新,并在未来能够幸福并卓越。

基于这样的理念与培养目标,在办学方面,我们不同于国内的某些学校,只注重考试,寻求托福、SAT或者是AP等成绩,因为我们认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能力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不同于国内的以出国拿名校offer为导向的办学思路。

同时我们也把north cross在弗吉尼亚校区的某些方面做了调整。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办学时直接借鉴的部分。

一是我们借鉴了弗吉尼亚校区的诚信原则,在我们校内设立了一个honor council,中文是荣誉委员会。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孩子跨出国门的时候,能知道国外的红线在哪里,社会规则又是什么,哪些事情可以去突破,哪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越界的。因为中国孩子在中国的教育的背景之下,很多时候边界感比较模糊,例如抄作业这一行为,或者是在学校里两个同学之间的相互欺凌。这种事情在国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但国内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可能只是把双方家长叫过来,然后批评教育一下而已。那么当孩子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的时候,进入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法律环境。在人文的大环境中,是需要更多这方面人文关怀的。所以这些孩子在走出国门之前,可以在这部分有所感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设立了一个荣誉委员会,并且引用了他们的 honor code。

另一个我们借鉴的部分是,弗吉尼亚校区的学生在十二年级毕业的时候需要写一篇英文论文并且要做一个15分钟的presentation展现给全校师生。对于中国孩子,学术英文论文再加上全英文的演讲,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那么为了让学生挑战自己,我们直接沿袭了这一传统。

因为我们希望当孩子在进入美国大学之前就能够接触并锻炼到美国大学所需的一些能力。例如写论文的时候,论文格式、资料引用,表述方法,以及如何用学术英文准确地表达思想等。之后把整篇论文以PPT的方式呈现出来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而15分钟的英文演讲又锻炼了学生的公共演讲能力。最后,在全校师生面前和家长面前进行演讲则锻炼了孩子的自信心和抗压能力。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有所调整的部分。

首先,为了能让学生在进入到十二年级的时候就具备良好的英文能力,我们需要让学生从九年级入校的时候就有所准备了,这是与西方教学有所不同的地方。

弗吉尼亚校区有一个叫CS(Club and Sport)的内容,意味着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一个俱乐部以及学一种运动。可以是校内的也可以是校外的,学生可以设立俱乐部也可以参加社会调研。在上海校区,我们把这项内容引进之后加以调整,要求学生不能仅仅为了学而学,漫无目的地去参加这些活动。相反的,我们要求学生们在做的过程中学会反思,无论是从成功里面吸收经验,还是从失败里面汲取教训,没有反思的话,是永远无法进步的。因此我们的孩子们在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需要写一篇essay来做总结。所以当孩子们从九年级开始就每个学期练习写essay,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这项能力也就熟能生巧了。这是美国学生所没有的。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把学生写的reflection essay这件事情写到我们的school profile里面,在学生申请大学的时候提交的学校描述里会显示出来,于是大学招生官员就能知道从诺科毕业的孩子都干了这么一件事。并且在学分上我们不用A\B\C\D评分,只要学生达到最低的要求,就会有一个passing grade。

在诺科,我们开了比较多的课程与活动,所以在美国高中的毕业要求之上,我们的学生实际上还会做更多的项目。

比如,美国校区只有AP,但并没 A-Level,而我们有AP和A-Level,因为我们有部分的中国学生未来想要前往英国的大学就读。

另外,美国校园中 AP的课程大约开了16门,而在我们上海校区开了有20门,为什么要开的多一些?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孩子的学习力其实比美国的学生要更强一点,由于我们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面,我们比美国的学校更加的丰富,难度也会高一些。

此外,在上海校区,我们让中国孩子把理工科的基础优势提早一点发挥出来,例如在八、九、十年级的时候,理科的课程量相比稍微会大一些,这样学生可以尽早进入到高难度的理科课程学习,比如十年级就可以对一些优秀的学生开设微积分课程了。而在美国校区,学生可能还在学微积分预备。又如在我们校区中,学生可以在十一年级开始学习AP的物理、AP的化学、AP的生物,而在美国校区可能有的学生要等到十二年级才能学得到。这样,当我们中国的孩子一路学上来,从八、九、十年级一直学到十二年级这样的高年级的时候,学生的英文水平也足够好了,托福、SAT也就同时没有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优秀的学生在高年级,例如在十一年级,就可以多选一年文科,而稍微慢一点的学生,则可以等到十二年级再把文科加进来。

如此一来,我们设置的理科和文科的进程跟美国的孩子在年段上是有错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由于我们考虑的对象是中国孩子,所以我们的课表是不同于美国校区的。

这个设置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我们的中国的孩子在出国申请大学的时候,成绩单的内容很漂亮,维度很丰富,体现出来学生文理兼备的素养。不像有的学校的毕业生只是一味的文科或理科的成绩。那么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学生可能缺失了人文素养的东西。所以从诺科毕业的孩子们他们的成绩单都是比较均衡的。这样在申请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时候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学生的学科维度很丰富。加之由于孩子合理的安排了理科和文科的进程,诺科学生毕业的时候,AP科目其实是比较多的,有的学生能考到9门,多的能考到12门,今年的数量可能会创纪录,可能会有学生取得15门的成绩,打破历史记录。那么这个成绩单无论是从挑战性还是强度上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课程设置的现实层面的好处是,学生学的AP课程数量多,不仅能让他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有优势,而且进了大学之后可以换本科学分,因此可以节省在国外读书的时间和费用。

另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调整是,诺科的孩子申请大学是以international student的身份申请,但是弗西尼亚校区的本校的学生在申请美国的学校的时候,是以本国人申请本国的学校,而不是作为international student。在国外的校区,学生们有一位指导升学的老师,但由于比较务实,所以在选校的时候,往往不会只看重排名。他们还传达给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不要去名校”的理念,第一个原因是名校未必是最适合自己的,例如在MIT,但是专业是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适合的,学习压力大的情况下,学生未必可以坚持。另外一点是,本地也不乏好的学校,例如弗吉尼亚理工等学校,学费还比世界名校要少得多,所以从实际的方面,留在本地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在升学指导这方面,我们上海诺科校区会相对比较立体、规范和细致,因为我们的学生都是国际学生的身份,有额外的需求,例如还需要考托福等,SAT的成绩也普遍比国外的学生们成绩高,以及还需要准备申请的推荐信、做背景提升等其它内容。所以,我们校区会提供7位升学指导老师,例如去年的40多位毕业生,我们有7位全职的老师给他们做升学指导。我们的指导老师不是只在十二年级才开始给学生做辅导,而是在学生九年级刚入学的时候就会有指导的活动,例如举办大型讲座、一对一辅导、专家给予咨询和指导、以及邀请家长做三方的会谈等。

也是基于这样的设置,我们校区的升学指导办公室又叫做学生发展中心,是这7位指导老师的业务范畴。发展中心的外延比升学指导的概念大,导师除了做学生的基础升学申请指导以外,还包括对于学生的未来职场规划、指导学生提升自身竞争力、发掘不同学生的自身潜力等围绕学生本身的长期发展规划。所以我们的发展中心不仅仅包括学生短期的学业指导,也包括对于学生未来长期的发展规划。

从这个虚拟的机构,就引申出我们另外一个和美国校区甚至和上海的其他国际学校不同的点,就是诺科的每一个功能性部门之间的管理是基于对学生的服务的,因此他们之间的流动性就更高。例如发展中心在给学生做规划的时候,发现一个孩子有很多活动没有参加,局限性比较高,可能是由于这个学生内心比较狭隘,那么发展中心的老师就会找到活动中心的老师,一起帮助这个学生找到适合他的活动,带领他参加更多的活动。所以在我们学校里,这种中心的概念是较为虚拟的,较为没有边界的。中心虽说看似是汇聚在一个点,但是它的功能以及覆盖的面呈放射状的,我们一共有6大中心,这些中心都是需要用到全校的所有的资源去完成工作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活动中心,是为了把分布在各个部门负责学生活动的指导老师(例如指导社团体育运动的、指导社会实践的指导老师)连结起来,进行统筹。目的是让学生从进入我们学校开始,就能够很清晰地了解到学校每个学期的活动时间安排,从而便于学生们规划安排自己的时间。

同时我们还设立服务中心,在保证纪律、卫生这类基本的方面之外,学生的生活日常管理上面我们不主张“一刀切”,而是偏向更为人性化、个性化的后勤管理模式。让学生以自我安排、自我管理为主,服务中心提供学生在生活方面的帮助。

接下来是学习中心。不同于普遍的学校的教务处这一设置,更不同于国内传统学校一板一眼的教研方面,我们的学习中心是以学生条件为中心和出发点,调整教师和课程的安排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度为主,基于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动态变化,我们给予教师方面和课程方面的调整以辅助学生的学习。

另外一个中心是学生关怀中心,这个是从德育和学生心理这个角度出发的。比如某天在教室里的某个老师,可能是学生的任课老师也可能不是任课的老师,突然发现有学生的情绪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老师可能当场能解决也可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会有专门的辨识小组来分析孩子情绪问题的具体原因,找到具体原因之后合理安排合适的人来帮助学生。

这个学生关怀中心的目的就在于希望学生在诺科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成就感,有收获感,能够成长的更好,而不是产生某些偏差,尤其是心理层面。

最后一个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考试中心,主要是在学生长期的学习路径上,指引、帮助解决关于考试的服务中心。一个学生在学校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考试,例如雅思、托福、SAT等出国考试,A-Level 、AP 的各种科目、期中期末考试、以及很多竞赛考试等,那么在时间方面,尤其是在十月份和五月份,很多考试的时间是冲突的。所以我们的考试中心就会告诉学生们从8年级至12年级的所有考试的时间段,直到最后的申请学校,去做怎样的合理的安排。

京领:请问学校的核心文化是什么呢?

李健校长:诺科的核心文化一句话总结就是办一所文理学院式的国际化高中。美国比较小众的文理学院,不同于大的大学,在研究生院里有各种实验室,各种学生社团组织,而是基本上只有本科。加之由于规模小,教职工的分工会更细致,从而比较注重学生的社交关系的建立。师生、同学之间的关系,感情联系会比较紧密,由于师生比比较高,老师会提供更加细致的帮助,学生在学校的归属感比较强,所以文理学院整个风气是比较温暖的。我们诺科也就把文理学院的思想放到办学当中,在我们不大的校园内,由于开设的课程种类多,课程等级多,老师数量相对也多,整体的风格类似于国外的文理学院的氛围。在校园中我们以学生为出发点,以人为本,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最大程度地让孩子在学校里面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温度。

京领:您认为校长领导力的核心是什么?

李健校长:我认为校长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是校长需要具备一定的素养和能力,并且身体力行不断在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能打动人,使人信服的人,才能最终管理好一个团队。作为校长,直接接触学生的机会有限,主要都是由各个老师及学校其他服务人员去和学生有直接接触。那么如何让孩子和家长体会到我们的学校的理念,学校的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校长传达到学校的每一位员工身上的,并且保证大家是乐于接受的。自己的身体力行,以及做表率,是大家都能看在眼里的,比只喊口号要更深入人心。所以只有校长本身做好了,并且不断在学习,老师们因此会受到直接影响,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学习型团队,并且影响到每一位学生。只有这样学校才会越来越好。

第二点,校长不只是领导,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服务于老师们的心,给老师提供足够的平台让他们去发光发热。首先对于不适合的老师我们懂得筛选,但凡每一个能够坚持留下来的老师,都是有独立的思想并且有一定情怀的人。要让这一群带着情怀、有思想的老师在教育的岗位上施展他们的才华的话, 需要提供一定的自由度,聆听老师们的声音,让不一样的思想碰撞出来新的想法和创意。与此同时,学校保证尽量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给予老师们最大的支持。这样,当老师们的想法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被支持并得以实施,他们会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就会把更多的温度传达给学生。

第三个重要的点是,校长要时刻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去接受外界新的资源和信息,第一时间让我们的老师们有机会去学习、去进步,从而帮助我们的老师们去成长。而同时也能把尽量多的资源带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和实践,加以辅助学生们的成长。

我认为一个校长能做到以上这三点,所领导的学校和培养的学生都不会弱。

京领:在整个国际化教育领域,国际学校校长普遍会面临哪些困难及挑战呢?

李健校长:目前,疫情对于国际教育冲击还是蛮大的。

虽然说诺科目前是处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发展的比较顺利,而且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也同样遇到了挑战。就拿疫情来说,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会让我们很担忧,在我们诺科大部分的学生是读美高AP这个方向,少部分学生是读的A-Level英国这个方向,那么这时候孩子在看到美国疫情现状的时候难免会不想去美国了,于是就面临转方向的问题。

那么对于像我们学校一样的拥有较高的师生比以及配备足够多的资源的国际学校来讲,面对疫情这个挑战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做调整的。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一些学校在面临这种冲击的时候,由于师生比不是特别高等问题,某些老师不能到岗而影响了课程的开展,在短期内弥补这种困难是比较难的。

那么假如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国际学校在办学的时候还会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影响。例如对招生的影响,对学生出国的一些法律、规范方面的影响,国外签证的制度,或者说移民局发布的对大学的一些要求,包括留学生的比例方面的要求等等,在这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

除了以上两个比较宏观的影响之外,微观层面来讲,我们作为国际学校的校长,普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源不像体制内的学校那么整齐。比如有初三毕业的学生来读国际学校,由于本身英语能力不错,读三年就可以,但是美高是4年。而有些学生能力不足,就读四年。以及还有些学生在读高一高二的时候转学过来。由于我们招生市场化更高一些,需要去各个地方招学生,像上海过来的学生普遍英文水平较高,这样一来学生整个的水平是有差别的。

另一个所面临的问题是老师这方面。由于我们是国际学校,那么自然会面临外教老师的更替问题。比如外教在一个学校工作了几年,因为个人兴趣等因素想换一座城市去生活等情况,这就导致外教的流动性在国际学校的体系中相对较高。

但像仅是中方投资,而主要是西式的人员配置和管理的学校,和国际部形式的学校,中教为主,外教为辅,这两类学校这方面的问题要小一些。而诺科是既有中教,又有外教,完全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另一个国际化学校面临的比较难的挑战就是中外教的二元体系该如何打破。比如班主任该让外教做还是中教做,这个一元壁垒可不可以打破。我们之前尝试过让有意愿的外教来做班主任,我们在尝试突破这个问题。有些学校对学生的管理采用中国式的模式,而老师还是西方的模式, 比较拿来主义,这就还是二元。诺科现在这方面是比较有所突破的。

比如早自修、晚值班、做增润课程、校园招生、跟进学生的问题等等这些活动,我们学校里面是不分中外教的。所有老师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大家一起看自修、一起做早读、一起带活动、一起做社团、周末的时候一起招生招聘、学校的宣讲、开放日等等这些活动,我们的中外教老师是一起出力的。以及员工薪资这方面我们也是在努力,只不过薪水现在中教的还是要比外教的低一些。但我们会再花几年的时间,慢慢实现同工同酬,拉到比较平衡的状态。

所以在诺科,我们希望所有老师,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对他们的标准和要求都努力做到一样,包括师德这方面。

比如有些老师的国家,教育已经非常产业化了,他们基于国外的职业化的认知,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不学、听不听都是学生的事情。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因为是在跟飞速成长的一群未成年人打交道。这些孩子每年一个样,他的生活在快速的形成过程中,他们的身心发育是在剧烈的变化当中的。很多家长是跟不上学生的成长的,但是作为老师,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业,在见了很多的学生之后,都知道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生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可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一些体系内好的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理念,例如传道授业解惑这些老祖先传承下来的理念,也叫师德,我们不能因为是国际化学校而摒弃。反之,因为我们是在办的中国的国际化学校,面对的学生是中国学生,我们要保留中国的特色,而不只是“拿来主义”。

所以打破二元文化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诺科在打破的过程中也是克服了一些挑战的。早些年有些外教由于早自修太早而接受不了这个事情,那当合同到期的时候,既然不认可我们的理念,那就无法继续在这里工作。

以及晚自习,晚上九点之前学生有问题需要答疑,有些外教因为西方的习惯,想晚上去酒吧而不愿意看自习。以及周末加班也在所难免,但是有些外教不习惯。所以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在后来招聘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容提前告知并且写在合同里面,君子有言在先,先约定好然后按照合同做事。

所以国际学校在管理中外教的部分会有摩擦,是一个痛点。

京领:目前有些非一线城市国际教育也发展得较好,对于中外教管理平衡这个问题,您有哪些好的建议给他们呢?

李健校长: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着手。

首先在招外教的问题上,我建议这些学校把眼光放到海外。其实有蛮多国外的人想到中国来做老师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过来。

如果开辟了一个海外的招聘渠道,那么可能会对例如像新办的国际化学校比较有利,因为由于这些外教之前没有接触过中国,所以作为连接他们的第一家机构,会更容易产生感情。

我们之前发现,在给这些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外教发offer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跟上海、北京这种城市做过对比,相对来讲他们的薪资会比已经在国内的国际学校教过的老师较低一些。另外对于这种海外直接过来的老师,来到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他们相比会较容易地和他们的文化做融合,他们会在这些二线城市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安家。这就是对于二线城市再招外教是值得考虑的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是招聘海归人士。对于内部二线的城市,不像上海北京外教较多,相比较容易招,内部的城市可能提供很高的薪资也不见得能招来人。那么可以考虑招收出身在二线城市本土的回归的海归人士。

随着父母年纪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有这方面的顾虑,那么回到当地的国际学校,既可以离家近一些,而且现在国际学校对海归的待遇也是不错的。

再加之现在整体大环境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反响也在慢慢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看重这个职业,以及再加上学生、家长素质慢慢的提高等因素,整体的现状是有利于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教育事业的。

而且由于现在的海归在国内外都接受过教育,很多人甚至在国外攻读完学位后还有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当这些人回国来从事国际化教育的时候,学生们也就知道这些中国老师也了解国外的文化,也懂得专业的知识,也就会认可这些老师。因为在中国的真正一流的外教还是有限,主要优秀的外教还是在国外,顶级的老师在各个国家都是稀缺的。

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有所改变了,家长也渐渐知道了外教不一定比中教好或者中教就不如外教。甚至中教还能做很多外教教不了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个招聘的问题,可以建议学校配置海归人才。其次还建议招聘中国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因为现在有些师范类的学校是有双语类教师培训的项目,比如长春师范学院就是用A-Level、AP、IB的原版书当教材。所以毕业生们知道国外的课程,也有较强的英语能力。

京领: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创新型人才呢?

李健校长:这是现在的一个热点话题。

早在零几年的时候,奥巴马时代就有人提出有关创新型人才这个提意,叫做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所以能看出这是偏技术学科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创新、高科技的、还是做大数据的,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我认为创新就像是花和叶,或者果实,而主干还是基础科学一类的内容来作为支撑,然后创新才会使这棵树长得更好。所谓主干,就是包括基础科学的掌握,基础知识的了解,学术论文等基础类的技能,从而衍生出来的创新性内容才会真正地落实到各种应用当中。

但创新不意味着基础的苦功夫就不去做。

如果一个孩子他不学数学、不学物理,没有扎实的基础,他只学会了一个编程语言,那他就只会编程,人家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去构架一些东西,不可能去做出更大、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讲创新是要基于基础的,不能把创新搞得太虚无缥缈、没有方向,不能连根都不要了。

如果没有基础,就像只有想法而不能脚踏实地地落实是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创新这个概念,首先是在基础端要脚踏实地,然后瞄准社会的需求,结合对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思考,才可以真正的发展起来。

京领:从学校层面,诺科是否有一些比较创新性的设置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

李健校长:首先是我们会让学生根据不同学科的知识,自己动手做一个project,并把它完整地呈现出来。有点像交叉学科,需要学生自己设计、执行到最终的呈现。

通过这种项目,我们培养学生可以把交叉的学科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能力上,让学生能够把想法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而且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项目放到年龄更低的层面上,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激发潜能。

在这一点上,我前面提到的两个词语:全球资源和行走课堂。全球资源就是我们利用更多的平台,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同时也会把外面的平台请进来。

比如说逻辑课我们校区没有开,那么对于一部分有兴趣的学生,我们提供机会送到美国的校区去学习,这样的话就会利用到海外的一些资源。又比如学艺术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去到与所学的内容比较契合的艺术展,或者有机会与从事艺术行业的人进行交流等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把职业生涯和未来的兴趣点去做一个结合。

第二个是行走课堂,比方说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只是凭借描述或者电脑模拟出来都不够真实。那么我们会跟上海的研究所进行对接,包括有些课程直接就是前往基地区,学生可以进行实地了解,然后给出报告。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意外收获,而且整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利用全球资源、行走课堂可以把孩子们的思路给打开。另外,有时候学生有超出课本以外的需求,例如有的学生想做机器人,这原本是不在教纲内的,也不在考试范围内的。而且只是让学生自己全程完成也不太可能,那么我们还会让老师也参与进去,所以我们就先派老师出去学习,然后再回来带学生。刚开始参与的学生少,慢慢地,我们还成立了机器人俱乐部,每年大概10个人左右。学生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很多活动都属于学生的需求端的,在学生的需求之上我们尽力提供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支持。所以在我们学校不是所有内容都是老师们先提出来的。

还有的措施是通过让孩子们接触创新型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和企业,直接让孩子们去学习和接触。

京领:在品牌建设这方面,您能分享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吗?

李健校长:在品牌建设这方面,我们希望基于和一个有文化沉淀的学校合作,再加之一些本土化的调整,这样孩子到我们这里来读书的时候,能感觉到好的内容。

所以相当于诺科学校变成了一个本土的品牌,但是它同时还推出了在弗吉尼亚办了将近80年的学校的好的内涵、资源和元素。

所以相当于通过我们的品牌,把海外的优质资源导入进来,再根据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做出比较合理的调整和创新,那就变成了上海诺科学校自己独有的东西,而美国学校反而是没有的了。

而且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前期开始我们引进国外的学校品牌,后来进一步做本土化的调整和创新之后,慢慢就要形成自己的品牌。这样随着时间的沉淀和检验,能够转向独立的品牌。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外方学校一旦停止这项业务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到是一个独立、完整、独特的品牌。

当学生、家长听到诺科这个名字的时候,能直接想到的是我们学校倡导的理念、校园文化、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升学成果这一系列方面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品牌是成功的。

现在对于国际化学校竞争环境激烈这一点,我觉得良性的竞争还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中国的国际学校,在中国办学,而且面对的学生是中国学生,我觉得中国在教育方面一些好的传统应该传承下来。国外的精华我们吸收,国内的好的文化我们还要传承,在加上未来发展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字:爱。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热爱。爱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流动和传达,大家共同为了热爱的事情努力,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所以,在打造品牌的时候,有些学校一开始的时候做的还可以,但是到后面就不行了,原因就在于过于看重西方的内容,甚至直接“拿来主义”,说着所谓的“原汁原味”,把课程全部拿来,保证孩子在国内学和在国外学的是“一样的”。这样一来,问题就是这些学校失去了重要的“因材施教”这个因素。一是我们教的是中国人、中国孩子,是跟西方不一样的,二是在国内这些学校,如果只是照搬课程设置和校园设置,但大的环境还是中国环境,这并不是所谓的“原汁原味”,也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学校要辨别和筛选哪些内容可以吸收过来,哪些内容不能拿过来,因为大环境是不同的。

京领:您对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未来是如何判断的呢?以及对于国际学校,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未来的变化?

李健校长:我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十四五年前,长三角才有针对中国学生的A-Level这些国际课程。目前来讲,除了最早的针对外籍人员子女的国际学校,以及一些公办学校的国际部设立了一些国际课程,但也只是招外籍学生,大概在04、05年开始出现招收中国学生的A-Level、AP、IB等课程项目。国际化课程经过这十五六年的发展,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已经开设了很多学校。

所以从国际教育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还处于蛮幼稚的阶段,认为国外的教育是最好的,国内的教育一无是处。

当时很多人不认同这种想法,就像BBC拍的纪录片在完成之后,他们也进行了反思并带了几个人到上海,把上海的教材买回去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市区有些学校在用上海的教材进行教育,这样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是一无是处。

同样的,在高等教育这个方面,首先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话语权问题。曾经我也独立去国外留过学,当时就发现总是海外产生很多科研成果,唯独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首先是有大的历史背景因素,一是做科研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而中国以前经济实力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人心比较浮躁。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人们选择做科研是因为真心热爱这一领域,对这一领域是抱有热忱的。而反观中国现状,很多的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参考的是外界的、比较“功利”的成分的。但总之这些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的发言权不够。由于发表的期刊和论文都是英文的,这要求国人要按照国外的标准去写论文。其实我们做了一些成果,但是可能跟国外相比的时候,就是因为话语权不够,有些平台没有办法让你去展现,而非成果不行。

在国外,环境相对更开放一些,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各种各样的平台。中国现在慢慢的开放了,有很多人能够走出去了,而且得益于英文水平的提高,包括翻译水平的提高。另外国内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就如知识产权保护这部分,曾经国内忽略这一部分,而现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事情国内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教育也不例外。

对比中美教育,我们会发现首先,美国的本科教育,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可以给学生再选择专业的机会,让真正热爱某一门学科的学生再去学习。

除此之外,师资方面我并不觉得国外的课程教学师资就比中国的强。尤其学术上面,我不认为本科阶段中国的师资教学方面比国外差。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课程在本科的时候已经学过了。但是再往上,做学术研究的时候,由于中国大学优质的大学少,大学里研究资源少,导致大家分配不均,能够保证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资源是不够的,这一点我们离国外还是蛮大差距的。所以为什么到国外去,因为国外读PHD的时候很多资源更为充足。

那么回到我们所谓的国际教育的高中阶段,学生在毕业之后想要到国外去读本科。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不依赖于国家的学校了。国家在科研院方面也加大投入力度了,还比如我们的两次通信卫星、“嫦娥奔月”、以及军工类方面都很厉害。所以在本科教育这一块,我们国内的孩子,尤其是一线上海、北京的孩子们越发有自信了。

相比国外,由于我们国家的基建类工程发展地更为快速,效率也高很多,比国外很多地方发达和先进。所以我们的自身文化自信这方面在慢慢地提升,国人也越来越认可国内教育。

所以在我们自身教育领域提升之后,以及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之后,我们更多的是把出国留学、和在国内学习当作一种多样化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出国。而不是像过去,普遍的心理是觉得国外的好所以要出国。如果心态一直无法平衡,那么也就会影响到前面提到的二元师资的管理问题。之后这不仅会影响到管理问题,更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以及这种心态就会导致“全盘吸收”、“拿来主义”的问题。

对于未来国际教育的发展走向,我不确定会如何发展,但是我一直抱有期待。希望中国从目前的输出国也能转化为输入国,国外的高中生也愿意选择到中国来,亲自体验中国教学,而不是只是在他们国家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也能像美国和加拿大的学习交流一样,美国人、加拿大人等不只是来中国学中文,而是真正来学我们的国际课程,用中国方式学习数理化等。到这个时候,我国从文化方面来讲就是真的强大了。而就目前的发展来看,现在国际学校越办越多,供大于求,竞争日趋激烈,只有出色的才能脱颖而出,而其他的只能被淘汰。就像战国时代群雄争霸一样激烈,而非春秋百家争鸣的和谐。只有注重民意、重视学生,而不是太商业化的、把学生当商品的,才能发展的更好。

说到现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我认为对整个教育产业都是一个好的事情。最终还可以回馈社会,其实对社会的进步也是好的。学生的需求千万种,一所学校不能解决的还可以在其他学校找到解决途径,我希望看到这样的好的状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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